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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刑事辩护律师（上海吴淞刑事辩护律师怎么处理）

财富
2022-07-18
56
更新：2022-07-18 15:14:27

今天给各位分享上海吴淞刑事辩护律师怎么处理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浦东刑事辩护律师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1、上海刑事律师哪个好
2、律师如何办理刑事案件，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3、结合刑事案件谈谈律师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辩护
4、上海最好刑事辩护律师？现在是急的焦头烂额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5、一般的刑事案件处理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上海刑事律师哪个好

在上海如何选择刑事辩护律师？

1、辨别律师的业务方向

律师行业也是分专业的，随着法制进程的加快，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律师行业的细分也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万金油”式，什么案件都做的律师，如今已经行不通，真正有建树的律师，其专注的往往只是两三个，甚至一个法律领域、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尤其如此。因此，当事人在挑选刑事辩护律师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你准备选择的律师，其专长是哪个方面？刑事业务是不是他的特长专业？如果，你不幸找了一位交通律师，或者知识产权律师来做刑事辩护，其效果是值得担心的。反之亦然。就好比去看牙医，却找了个心脏专家一样。大多数律师都声称能够做刑事辩护，但是，能够做不一定做得好，对普通律师而言，其执业一生，可能完成十几件，最多数十件刑事辩护，而对专业的辩护律师而言，则能完成数百件，甚至上千件。有不同实践积累，往往也会有迥异的办案效果。

2、注重律师的实践经验

律师的实践经验也是非常关键的。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一定的社会阅历、社会实践经验是非常必要的。聘请刑事辩护律师应当注重其实践经验，看其是否办理过相当数量的案件，效果如何？一般而言，对于刑事辩护工作，办理过一定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并非说年龄越老的律师就越好，也有不少老律师思维僵化、教条、也是一个客观现实，通常，业务专注于刑事方面五、六年左右，就可以说比较成熟的刑事律师。

3、律师的语言表达能力

刑事辩护律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说会道是一个刑事律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善于表达，善于说服别人，善于向别人推销自己论点的律师才是好的诉讼律师，很难想象一个言语笨拙的人能够应付法庭上激烈的唇枪舌战。因此，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刑事律师应当具备的素质，当事人选择律师时应当注意律师的表达能力，注意律师的语言表达是否有条理？思路是否清晰？能否抓住事情的重点？要知道，语言表达同时也往往是内在思维的外化，严密的逻辑思维是基础，犀利的语言是工具。当事人可以通过“多听”来考量律师的逻辑思维能力，评判律师的思路是否有条理。这本最重要的，但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内容。毕竟，如一个表达都不流畅的律师，很难说是个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

4、找上海刑事律师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

请律师是个花钱的事，虽然相对于一些大的经济案件而言，刑事案件的收费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偏低的，可是，即便如此，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当事人而言，律师费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5、上海刑事律师的收费标准

目前，律师收费有两种计费方式：

1、计时收费。计时收费最高不得超过3000元/小时。

2、计件收费。按计件收费，刑事案件的律师费是依不同的阶段分开来收的，具体分为：

侦查阶段，审查起诉，一审阶段，二审阶段，再审阶段。

当事人应该了解的是，律师收费的高低，往往是与该律师执业经验、办案效果、以及案源的多寡相联系的。通常而言，执业经验越丰富、办案效果越好、案源越多的律师，其收费也就越高。但也并不是说收费越高的律师越优秀，越适合你的需要。请什么样的律师代理案件，最终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及案件的性质、特点来来综合考虑。

对于事实清楚，定性无争议的小案件，没有必要花几万元、十几万的代价去聘请名律师，而对于疑难复杂，定性有争议、量刑较重的案件，则应挑选有经验的专业律师担任辩护人，如果这种关键时刻只想省钱，很可能会误大事。

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浦东刑事辩护律师（上海吴淞刑事辩护律师怎么处理）第1张

律师如何办理刑事案件，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在装修过程中，他一直要求为我购买材料，但我了解到他虚报价格，想赚取差价格，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见无利可图后，卷款而逃，我在他留的地址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只能报警，但是派出所说他是利用真实姓名与我签定合同不能作为诈骗立案，要我到法院起诉合同纠纷，法院回复我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等信息也不能受理。我非常无奈，只能自己通过打印骗子以前电话的电话单据查询到了他的真实信息，并通过公安局的朋友查询到了他的真实住址，我通知了我受理我这个报案的警察，警察对他进行了传唤，没有想到，他居然在接到传唤去派出所之前到法院将我告上法庭，说我没有支付工程款，还要求我赔偿，我无奈进行了反诉，目前法院在受理中，但是由于我没有直接的书证收条，所以法院按照程序处理的很慢，我想问的是，我这个情况，当初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是否合规，我认为他是利用故意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进行合同诈骗，如果能作为刑事诉讼就对我非常有利了，但是民事解决起来非常麻烦，因为我没有书证明，我只能提供证人，以及他的虚假名片和住址等信息，而且欠他的钱又怎么可能通过警方寻找他呢？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

结合刑事案件谈谈律师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辩护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记得1998年11月，我担任罗荣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均载文说罗荣是“贪污大鳄”——广州市最大的贪污犯。起诉书指控罗荣利用其担任鸿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便，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无偿移交给其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而国奥公司是三人开办、罗荣独占全部股权的私人公司，罗荣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我作为辩护人则在法庭上举出26份书证说明，罗荣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由省府一办设立、资产和利润属于省府一办所有，进而指出罗荣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移交给国奥公司，属企业法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罗荣私吞了，罗荣不构成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该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参与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我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我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我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

上海最好刑事辩护律师？现在是急的焦头烂额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以下文章，供你在找律师时参考：

“三步考察法”教你如何找到合适的律师

作为广州“百名专家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活动”律师，自2014年至今，笔者先后五次到广州市司法局法律服务大厅为市民解答法律咨询，期间部分市民谈到不知道怎样找律师，在执业中，笔者也遇到不少面临这一困惑的当事人。有鉴于此，笔者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找到合适的律师其实并不难

目前，全国执业律师人数已超过29.7万人，广州执业律师10326名。律师已经是个不小的群体，通过百度搜索或者法律网站，可以找到大量的律师信息。你觉得找律师难，实际上难的不是找到一个律师，而是不知道哪个律师可靠，能够真正帮到自己。

其实，只要掌握甄别方法，找到能够帮到你的律师并不难。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从业经历和深入的行业思考，总结出当事人如何找到合适律师的“三步考察法”。

第一步：考察业务方向

无论是熟人介绍的律师，还是网上找到的律师，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他的业务方向。

正如疾病分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和皮肤科疾病一样，案件也分为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案件，民事案件还可细分为婚姻继承、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件等。一个业务精湛的律师对业务方向会有所选择，而不会是“万金油”，正所谓“专注才专业”。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不会找外科的医生去看内科的病症，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找主要打某类案件官司的律师去办理另一种类型的案件。案件交给专精某一业务方向的专家型律师，肯定比交给一个什么官司都打的“万金油式”律师，令人放心。熟人介绍的律师如果业务方向不对口，往往会既达不到满意的效果，又错过了最佳的办案时机，甚至让当事人、律师、介绍人三方都面临尴尬的境地，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当然，你可能会担心律师声称专办某类案件，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甚至个别律师开设多个网站或者印制多种宣传资料，分别宣传自己专办某一类案件，实际却是个“万金油”。那么，如何考察出律师实际执业的业务方向呢？

一般来讲，律师在其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你首先可以登录其所在事务所的网站查阅他的简历，看他是哪个领域的律师；其次看他所办的大部分案例和所写的文章，是哪个领域的，其中通过案例辨别律师的专业领域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第二步：考察专业能力

当事人一般不懂法律，对律师行业也不一定了解，要直接判断一个律师的专业水平，有很大难度，如果对方是一个善于包装的人，就更难辨别了。可以通过了解律师办理过的案件和撰写的文章，来考察他专业能力，成功案例和专业成果是律师专业能力最好的证明。

一个律师在某个领域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专业成果，基本可以判断这个律师在该领域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专业能力值得信赖。如果他宣称擅长某个领域，但是没有多少该领域的案例和研究文章，所谓的擅长就值得怀疑了。

第三步：考察职业操守

除了考察律师的执业水平，职业操守也是选择律师时必须要考察的。考察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做事是否规范。在洽谈委托时，一个规范的律师绝对不会包打官司，因为法律和执业纪律都禁止律师就案件结果给当事人承诺，违反这一点说明这个律师是个知法犯法之人，案件交给这样的人，结果如何就很难讲了。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委托手续是否规范，比如诉讼案件是否有签订诉讼风险告知书，委托合同及签署的文件是否给你一份，律师费是否由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费是否有发票等。

二、有否一味吹嘘关系。律师是以法律为业的职业，一个律师如果在接待你的时候抛开法律不谈，而大谈特谈他认识某某人物，准备如何活动公关，你就要小心了，除了对方的职业操守值得怀疑外，对方很可能以后还会以各种名目要钱。

透过形形色色的现象，把握律师工作的本质，希望“三步考察法”能够助你找到合适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