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关于民间债务（中国古代债务纠纷）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中国古代债务纠纷，以及民法典关于民间债务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 1、古今中外怎样面对“老赖？
• 2、苏东坡传里有个故事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审判债务纠纷
• 3、古代法律真的要求父债子还吗

古今中外怎样面对“老赖？

这些年，谁要和债务不搭边，那是落伍；要么欠人钱，要么被人欠钱。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儿，能当债权人，说明有钱，至少曾经有钱；能当债务人，说明是能力的人，谁会把钱交给一个傻子呢，最坏也是个有能力的骗子！

欠钱不还的人现在有个美名“老赖”，其实这个称谓有失公允，“老赖”应该是指有偿还能力而恶意不还的人；对于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不宜这么称呼。

中国古代社会，但凡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盛世时期，都会有很多债务纠纷出现，很正常，乱世大家都穷，谁有钱出借。盛世大约和当代情况差不多，家里有了余钱，希望钱能下崽儿或是有余力了想帮助一下朋友。

那么，中国古代政府对欠钱不还的人怎么处理呢？老实说，咱们老祖宗的社会法律制度有些草菅人命的性质，死刑都分了很多种：凌迟（千刀万剐）、斩立决（立即执行的砍头或腰斩）、斩监侯（死缓）、绞立决（立即执行的吊死）、绞监候（死缓），这都属于死刑范围，横竖一个死，总要折腾人，但死刑的运用主要还是针对伤害到人和国之根本，不会仅仅因为钱财而使用死刑。当然，这也是古代的“法律艺术”，带有恐吓的成分，吓阻犯罪分子。古代社会如此严苛的法律，对欠钱不还的人应该很严厉吧？错了，非常宽容，最高的时期是“杖刑”，也就是打板子100下，同时禁止债权人私自处理债务人的财产，也就是不许去债务人家里搬东西，这违法。

同样的问题在古代西方国家怎么处理？大约从2500年前的古罗马时期开始，债务人会被债权人任意处理，任意处理的尺度非常大啊，当奴隶买卖、处理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打个半死算毛毛雨了；这种处理债务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大约持续了两千年。基督徒临死前都会要求向上帝忏悔，然后神职人员会说，只要你忏悔了，你杀人放火的罪恶会被如来佛祖谅解，哦，不对，是上帝谅解，送你去天堂享福；但如果欠债，对不起，上帝不原谅欠债的人，只能去地狱。

中、西方社会对待债务人的方式区别如此之大，也是能理解的。中国文化讲究礼仪重视情感，西方文明重视自我财产，保护个人利益。西方对待伤害财产的行为严厉至极，有些要钱不要命的味道。而中华文明要求人重义轻利，尽管这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思想”，但对人的教化、引导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同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种基本社会关系是根植于心的。由此可见，华夏文明甩西方文明八十八条大街，但咱也不好意思吹，没办法，老祖宗教育要谦虚谨慎。

都知道，现在的新加坡还有“体罚”，就是鞭刑，拿鞭子抽打。鞭刑中有一条是“非法金融交易”，比如放高利贷的。鞭刑分两种，成年人用粗藤鞭，大约直径1.3厘米，未成年用细一些的藤鞭，主要是打屁股，皮开肉绽的疼，但不会伤及骨头，比中国古代的杖刑轻许多，类似古代的“笞刑”（竹片子打），鞭刑在隋朝就被废弃了。体罚好不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老赖”，个人感觉适合这个刑罚。

但凡涉及到债务问题，总是要伤脑筋，两方的日子都不会安定。“不怕不还钱，只怕没有钱”，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最难办，总不能像古代欧洲社会，卖了当奴隶还债吧，还是保佑他长命百岁，快点发财；欠债的人大多也可怜，但也有一种“一屁股债”的人，欠许多人的钱，老话说“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还不了，索性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心安理得过日子，这种人可恶，拜托，装也装出一副可怜相吧。

对真有钱不还的“老赖”，可以法院见，这种人其实是不多的。毕竟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正面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前一段日子，我被债务纠缠了好久，几个“可信”的朋友几乎借去我半生的积蓄，现在总算解脱了！还钱了？没有，因为遇到个“高人”，打开了我的心结。“高人”听说我要债未果寝食难安，连美女都没心思看，特别同情我；于是，郑重提出献计一策，保我从此高枕无忧；当瞌睡遇到枕头，当酷寒遭遇卖炭翁，我赶紧洗耳恭听，高人说：你原本就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就当那些钱不是你的，何必因小失大，丢了钱再损失身体，钱跟你毛线关系，踏实睡觉吧！

有理，从此安睡了。

苏东坡传里有个故事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审判债务纠纷

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合计大约五至六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苏东坡在杭州的历史上留下了整治西湖的记载。

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任职的时间是公元1069年，那一年苏东坡三十六岁，任的官职是通判，这是地位在知州官之下的地方官。苏东坡到任以后，致力于西湖水利和杭州城市发展的调查研究，西湖的疏浚取决于六井的畅通，苏东坡决定首先对杭州的六井进行大规模的通畅修复。

公元1070年，修复六井工程刚刚开工，苏东坡就被调离杭州。这一走，连苏东坡自己也没有想到，十六年后的公元1086年，五十四岁的他又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十六年前疏浚西湖的愿望又一次被他提了出来，当时的西湖情况十分糟糕，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边缘。杭州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西湖一旦湮废，不但沿湖的千顷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而且西湖本身的鱼虾菱藕等水生物也将完全丧失。当时，杭州是全国酿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西湖一废，酿酒业必定无以为继，朝廷也将失去巨额酒业税源。另外，杭州当时有茆山和盐桥两条运河，它们纵贯南北，都和江南运河相沟通，是杭州城市的交通命脉。在湖水充沛的时期，它们以西湖为水源，不仅河道通畅无淤，而且河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所取用。但随着湖水的枯竭，运河就不得不依靠钱塘江水，结果是咸潮倒灌，沿河斥卤，而且大量泥沙会随着咸潮淤入运河，使运河每隔三年五载就必须疏浚，其耗费十分巨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湖的湮废，杭州城居民将陷于咸水和苦水之中，百姓生存都成问题。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威胁，具有城市建设发展远见的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深挖。苏东坡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景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把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在湖中建筑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岸的长堤，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的景色，使西湖平添了无限妍媚。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于是又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东坡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清水遍全城。

杭州因西湖之水而成为北宋规模空前的城邦，跃居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描写杭州的富庶是“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苏东坡在杭州为官两任，两次为官都整治西湖，兴建水利，繁荣城市，造福百姓。后人怀念苏东坡，把西湖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更是引人入胜的西湖佳景。

有人说，如果当年在杭州为官的不是苏东坡，而是张东坡、李东坡，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任西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西湖今天指不定是个什么模样呢。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历史不是一块可以任意涂鸦的画布，为官者造的是福还是祸，还是啥也没有造出来，历史都将忠实地记下其行踪，这行踪论功是政绩，论人则是官品，官品与政绩怎么样，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官自己说的如何，而是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怎么样。

千年的西湖和苏堤已经述说了这个结论

古代法律真的要求父债子还吗

父债”未必要“子还”

吴钩

“父债子还”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父债子还”是古代债务关系中的一项通则，被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有人因此批判传统的法律文化漠视子女的独立性，将他们当成了父亲的附庸；但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认为“子还父债”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讲诚信的传统美德。

但是，如此臧否的人未必知道，传统中华法系中实际上并无“父债子还”的规定。宋朝的立法还否决了“父债子还”的有效性。直到明清时，法律才承认“父债子还”。当然，“父债子还”作为民间习惯法出现的历史，则相当早。从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文书，便可以看到“若身东西没落者，一仰妻儿及收后保人替偿”之类的文词。意思是说：若借款人身故，债务将由他的妻儿、继承人或担保人负责偿还。但这一“子还父债”的合同条款，应该只是私人间的约定，因为查唐朝法律，并无“子还父债”的规定，法律只是要求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最早让我对“父债子还”在传统社会里的法律效力产生疑问的，是宋人钱观复的墓志铭，里面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的：“初，朝议公（钱观复之父钱衍）尝称债于人，至三百万。晚岁赀产耗，无以偿，忧见于色。君窃诣予钱家，以己名就易劵，别示必偿，朝议意乃安。”这段记载说的是，北宋末南宋初，有一位叫钱衍的苏州人向“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借了3000贯钱，晚年因为家中开销过大，偿还不了债务，很是忧虑。他的儿子钱观复得知后，悄悄找到“子钱家”，将债务合同的债务人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家告诉父亲，这笔债务由他来偿还。钱衍这才安下心来。

看这个故事时，我心想：如果宋代有“父债子偿”的法律义务，钱观复应该不用跑到“子钱家”那里重订合同，因为这显然是多此一举。反过来说，如果儿子没有偿还父债的法律责任，重订合同就是必要的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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