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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寅讲座(杨百寅)

  • 视点
  • 2022-10-16
  • 59
  • 更新:2022-10-16 07: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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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张勉的主要学术成果

期刊论文(国内)

张勉,杨百寅,社会资本的来源:工作咨询网络中心性的前因变量,管理世界,5期,119-127页,2009-12-13

张勉,组织承诺的结构、形成和影响研究评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5期,28卷,122-128页,2007-05-13

张勉,企业文化、学习强度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中国软科学,6期,2007-06-13

张勉,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致性和均衡性的观点,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8期,28卷,140-148页,2007-08-13

张勉,企业雇员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对一些新变量的量化研究,管理评论,4期,19卷,2007-04-13

张勉,Price-Mueller离职模型中价值观变量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9期,18卷,46-51页,2006-09-26

张勉,企业文化的诊断应用研究:以某家电力工程公司为例,管理评论,9期,17卷,25页,2005-10-06

张勉,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评述,外国经济与管理,8期,26卷,8号,2-7页,2004-08-22

张勉,组织文化的影响和传播机制研究述评,科学学研究,增刊期,增刊卷,2004-12-27

张勉,雇员离职研究模型的新进展,外国经济与管理,9期,24-28页,2003-09-27

张勉,IT企业技术员工离职意向路径模型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4期,12-20页,2003-08-27

张勉,期望匹配度对个体效能变量的影响实证研究,预测,4期,16-21页,2003-08-27

张勉,IT企业雇员离职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软科学,5期,76-80页,2003-05-27

张勉,企业雇员组织承诺三因素模型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5期,70-75页,2002-10-27

张勉,雇员主动离职心理动因模型评述,心理科学进展,10期,330-341页,2002-10-27

饶建中《求医》中的求医者是个怎样的人

医生到底该不该救助那些身无分文来到医院的病人呢?如果救助,情况一多医院就无法承担,难以为继;如果不救助,医生就面临不人道的指责。这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悖论。

类似的现象还很多,例如,学雷锋却助长了贪小便宜的风气,救助弱势群体却制造了更多的懒汉,医生面临病危病人是以实相告,还是应当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安慰患者,如此等等。

出现悖论和两难选择一般情况下是前提和边界及基本假定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和假定存在冲突或不一致。儒家的一些观点认为当维护诚信与维护仁义相悖时,就要选择牺牲诚信而维护仁义,这也是父子相隐规则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假定。

其实,道德观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判断好坏。道德的一般含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但是,人们又把伦理定义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这样定义道德并没有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事实上,道德往往是一种内心的法则,是对行为、责任、职责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伦理是基于此上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当然,很多情况下道德与伦理是可以互换的,我们中国人将之统称为伦理道德。

从知识整体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观是人对自身行为是好是坏的一种价值判断,我们更倾向于将道德观视为一种内在的法则。人对自身行为对错、好坏的判断,我们称之为道德观,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涉及的规范体系称为知行观。

价值观是对事物与个人自身行为孰先孰后的一种重要性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基于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观则是就自身行动好坏与否的价值判断,是基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这两者基础之上形成的价值观是一种规范体系,即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准则。

由于道德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为了论述不得不表达为规则,我们所说的道德如无特殊说明,基本上意指“内心的法则”,而不是外在的法则。道德情感的根据是良心,朱熹对孟子的良心注解是“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很多人从“同情”出发,论证自己的伦理体系,例如孟子的恻隐之心,孔子的仁爱之心、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佛教主张的大慈大悲之心,这些“同情”的不同替代词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关键点:不伤害他人,同时尽量帮助他人。

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只有三个源头:利己主义、仇恨和同情。利己主义和仇恨很难成为道德基础,而利己主义的对立物是公正,仇恨的对立物是仁爱,公正与仁爱正好来源于同情,同情是愤恨的解毒剂。

道德的根基是人们的同情之心,同情的通俗含义是指能够感受到别人在特定场景下的感受。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正在虐待小孩,很多人会很自然地想象自己是那个小孩会如何感受。同情的原则实际上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站在别人立场感受别人的内心体验。道德内容尽管很多,但无外乎是说明两件事情:一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二是尽可能帮助他人。

道德的根基是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这是大卫·休谟的一个基本论点。但是,如果将这些道德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就会形成道德观念,这些体系化的道德法则(比如公司的行为操守准则)实际也成为一种理性知识了。一般人的道德观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道德观念体系的影响的,因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受到教化从而获得了社会生存技能。

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道德悖论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底线道德与理想道德(或高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底线道德的核心是不要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际上是高尚道德,高尚道德的核心是帮助他人。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宣扬高尚道德,例如倡导“人人皆为尧舜”,现代我们倡导学习雷锋精神。

道德观虽然是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内在要求,但它具有很大的社会性。道德高尚的人为了他人、家庭、组织、团体及整个社会和人类活得更好,愿意让步、妥协、奉献乃至牺牲。能够完全符合理想道德的人不多,做理想道德的人是需要修炼的,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很宝贵,需要提倡。高尚道德的核心看起来“违背”生物个体的本性,即有利于自身活下去或更好地活下去的本能。

例如,“董存瑞炸碉堡”就是舍身为国,每一个人都想活下去,但是为了更多的人活下去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确是一种高尚道德。白求恩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是因为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

包拯和海瑞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官员楷模,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清正廉洁,敢于与腐败势力斗争。特别是海瑞,为了让皇帝不要相信方士骗术,规劝皇帝上朝理政,结果被下诏狱,几乎被处死。

现代县委书记的楷模焦裕禄在1962年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时,身患肝癌,带病工作,被誉为“共和国的脊梁”。理想道德具有激励人向善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不但不能降低高尚道德的宣传,还要加强高尚道德教育,激励社会向这些道德楷模学习。

底线道德应当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正是因为底线道德是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违反它就等于侵犯他人利益,因此往往表达为一种禁止性规定。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就是一种底线公共道德,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会扰民,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最近一段时间公众对于大妈跳广场舞的高音扰民问题反应强烈,因为这侵犯了公共道德的底线。你可以不成为“圣人”“雷锋”,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一种调节与他人交往的规范。

高尚道德与底线道德虽然有模糊地带,但在评价社会问题时不能混淆。如果将高尚道德变成了底线道德,实际上是加重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大部分情况下都做不到,这些道德规则很可能变成“假大空”的道德规则,从整体上损害道德规则的尊严。同样,如果将底线道德拔为高尚道德,实际上是减轻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道德楷模的行为大家都能轻易做到的话,那就失去了道德激励的意义。

就说身无分文的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该不该给他看病的问题,需要分析高尚道德和底线道德的要求,高尚道德的要求是帮助他人,无论他人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益处,底线道德的要求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按照高尚道德的要求,医生应当积极救助病人,也就是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救死扶伤本身就是义务,而不是说有多少钱就看多少钱的病;

按照底线道德的标准,医生可以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选择不救助病人,原因是他至少没有去主动侵犯病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底线道德,那毫无疑问医生是应当去救助的;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高尚道德,那么医生救助病人是一种道德楷模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道德规则中,道德是属于高尚道德,还是属于底线道德,那要看社会如何定位这个道德规则。

推荐阅读:

《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作 者: 杨百寅 单许昌 著

剖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中独特的精神世界,

系统分析及贯通当下主要的思想体系。

- 版权信息 -

编辑:黄泓

观点资料来自

《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图片来自网络

wlb什么意思+医学?

医生到底该不该救助那些身无分文来到医院的病人呢?如果救助,情况一多医院就无法承担,难以为继;如果不救助,医生就面临不人道的指责。这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悖论。

类似的现象还很多,例如,学雷锋却助长了贪小便宜的风气,救助弱势群体却制造了更多的懒汉,医生面临病危病人是以实相告,还是应当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安慰患者,如此等等。

出现悖论和两难选择一般情况下是前提和边界及基本假定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和假定存在冲突或不一致。儒家的一些观点认为当维护诚信与维护仁义相悖时,就要选择牺牲诚信而维护仁义,这也是父子相隐规则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假定。

其实,道德观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判断好坏。道德的一般含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但是,人们又把伦理定义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这样定义道德并没有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事实上,道德往往是一种内心的法则,是对行为、责任、职责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伦理是基于此上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当然,很多情况下道德与伦理是可以互换的,我们中国人将之统称为伦理道德。

从知识整体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观是人对自身行为是好是坏的一种价值判断,我们更倾向于将道德观视为一种内在的法则。人对自身行为对错、好坏的判断,我们称之为道德观,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涉及的规范体系称为知行观。

价值观是对事物与个人自身行为孰先孰后的一种重要性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基于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观则是就自身行动好坏与否的价值判断,是基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这两者基础之上形成的价值观是一种规范体系,即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准则。

由于道德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为了论述不得不表达为规则,我们所说的道德如无特殊说明,基本上意指“内心的法则”,而不是外在的法则。道德情感的根据是良心,朱熹对孟子的良心注解是“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很多人从“同情”出发,论证自己的伦理体系,例如孟子的恻隐之心,孔子的仁爱之心、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佛教主张的大慈大悲之心,这些“同情”的不同替代词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关键点:不伤害他人,同时尽量帮助他人。

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只有三个源头:利己主义、仇恨和同情。利己主义和仇恨很难成为道德基础,而利己主义的对立物是公正,仇恨的对立物是仁爱,公正与仁爱正好来源于同情,同情是愤恨的解毒剂。

道德的根基是人们的同情之心,同情的通俗含义是指能够感受到别人在特定场景下的感受。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正在虐待小孩,很多人会很自然地想象自己是那个小孩会如何感受。同情的原则实际上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站在别人立场感受别人的内心体验。道德内容尽管很多,但无外乎是说明两件事情:一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二是尽可能帮助他人。

道德的根基是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这是大卫·休谟的一个基本论点。但是,如果将这些道德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就会形成道德观念,这些体系化的道德法则(比如公司的行为操守准则)实际也成为一种理性知识了。一般人的道德观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道德观念体系的影响的,因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受到教化从而获得了社会生存技能。

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道德悖论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底线道德与理想道德(或高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底线道德的核心是不要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际上是高尚道德,高尚道德的核心是帮助他人。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宣扬高尚道德,例如倡导“人人皆为尧舜”,现代我们倡导学习雷锋精神。

道德观虽然是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内在要求,但它具有很大的社会性。道德高尚的人为了他人、家庭、组织、团体及整个社会和人类活得更好,愿意让步、妥协、奉献乃至牺牲。能够完全符合理想道德的人不多,做理想道德的人是需要修炼的,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很宝贵,需要提倡。高尚道德的核心看起来“违背”生物个体的本性,即有利于自身活下去或更好地活下去的本能。

例如,“董存瑞炸碉堡”就是舍身为国,每一个人都想活下去,但是为了更多的人活下去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确是一种高尚道德。白求恩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是因为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

包拯和海瑞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官员楷模,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清正廉洁,敢于与腐败势力斗争。特别是海瑞,为了让皇帝不要相信方士骗术,规劝皇帝上朝理政,结果被下诏狱,几乎被处死。

现代县委书记的楷模焦裕禄在1962年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时,身患肝癌,带病工作,被誉为“共和国的脊梁”。理想道德具有激励人向善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不但不能降低高尚道德的宣传,还要加强高尚道德教育,激励社会向这些道德楷模学习。

底线道德应当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正是因为底线道德是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违反它就等于侵犯他人利益,因此往往表达为一种禁止性规定。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就是一种底线公共道德,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会扰民,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最近一段时间公众对于大妈跳广场舞的高音扰民问题反应强烈,因为这侵犯了公共道德的底线。你可以不成为“圣人”“雷锋”,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一种调节与他人交往的规范。

高尚道德与底线道德虽然有模糊地带,但在评价社会问题时不能混淆。如果将高尚道德变成了底线道德,实际上是加重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大部分情况下都做不到,这些道德规则很可能变成“假大空”的道德规则,从整体上损害道德规则的尊严。同样,如果将底线道德拔为高尚道德,实际上是减轻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道德楷模的行为大家都能轻易做到的话,那就失去了道德激励的意义。

就说身无分文的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该不该给他看病的问题,需要分析高尚道德和底线道德的要求,高尚道德的要求是帮助他人,无论他人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益处,底线道德的要求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按照高尚道德的要求,医生应当积极救助病人,也就是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救死扶伤本身就是义务,而不是说有多少钱就看多少钱的病;

按照底线道德的标准,医生可以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选择不救助病人,原因是他至少没有去主动侵犯病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底线道德,那毫无疑问医生是应当去救助的;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高尚道德,那么医生救助病人是一种道德楷模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道德规则中,道德是属于高尚道德,还是属于底线道德,那要看社会如何定位这个道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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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作 者: 杨百寅 单许昌 著

剖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中独特的精神世界,

系统分析及贯通当下主要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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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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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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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寅讲座(杨百寅)  第1张

饶建中《求医》中求医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医生到底该不该救助那些身无分文来到医院的病人呢?如果救助,情况一多医院就无法承担,难以为继;如果不救助,医生就面临不人道的指责。这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悖论。

类似的现象还很多,例如,学雷锋却助长了贪小便宜的风气,救助弱势群体却制造了更多的懒汉,医生面临病危病人是以实相告,还是应当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安慰患者,如此等等。

出现悖论和两难选择一般情况下是前提和边界及基本假定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和假定存在冲突或不一致。儒家的一些观点认为当维护诚信与维护仁义相悖时,就要选择牺牲诚信而维护仁义,这也是父子相隐规则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假定。

其实,道德观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判断好坏。道德的一般含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但是,人们又把伦理定义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这样定义道德并没有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事实上,道德往往是一种内心的法则,是对行为、责任、职责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伦理是基于此上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当然,很多情况下道德与伦理是可以互换的,我们中国人将之统称为伦理道德。

从知识整体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观是人对自身行为是好是坏的一种价值判断,我们更倾向于将道德观视为一种内在的法则。人对自身行为对错、好坏的判断,我们称之为道德观,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涉及的规范体系称为知行观。

价值观是对事物与个人自身行为孰先孰后的一种重要性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基于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观则是就自身行动好坏与否的价值判断,是基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这两者基础之上形成的价值观是一种规范体系,即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准则。

由于道德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为了论述不得不表达为规则,我们所说的道德如无特殊说明,基本上意指“内心的法则”,而不是外在的法则。道德情感的根据是良心,朱熹对孟子的良心注解是“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很多人从“同情”出发,论证自己的伦理体系,例如孟子的恻隐之心,孔子的仁爱之心、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佛教主张的大慈大悲之心,这些“同情”的不同替代词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关键点:不伤害他人,同时尽量帮助他人。

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只有三个源头:利己主义、仇恨和同情。利己主义和仇恨很难成为道德基础,而利己主义的对立物是公正,仇恨的对立物是仁爱,公正与仁爱正好来源于同情,同情是愤恨的解毒剂。

道德的根基是人们的同情之心,同情的通俗含义是指能够感受到别人在特定场景下的感受。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正在虐待小孩,很多人会很自然地想象自己是那个小孩会如何感受。同情的原则实际上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站在别人立场感受别人的内心体验。道德内容尽管很多,但无外乎是说明两件事情:一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二是尽可能帮助他人。

道德的根基是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这是大卫·休谟的一个基本论点。但是,如果将这些道德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就会形成道德观念,这些体系化的道德法则(比如公司的行为操守准则)实际也成为一种理性知识了。一般人的道德观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道德观念体系的影响的,因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受到教化从而获得了社会生存技能。

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道德悖论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底线道德与理想道德(或高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底线道德的核心是不要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际上是高尚道德,高尚道德的核心是帮助他人。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宣扬高尚道德,例如倡导“人人皆为尧舜”,现代我们倡导学习雷锋精神。

道德观虽然是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内在要求,但它具有很大的社会性。道德高尚的人为了他人、家庭、组织、团体及整个社会和人类活得更好,愿意让步、妥协、奉献乃至牺牲。能够完全符合理想道德的人不多,做理想道德的人是需要修炼的,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很宝贵,需要提倡。高尚道德的核心看起来“违背”生物个体的本性,即有利于自身活下去或更好地活下去的本能。

例如,“董存瑞炸碉堡”就是舍身为国,每一个人都想活下去,但是为了更多的人活下去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确是一种高尚道德。白求恩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是因为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

包拯和海瑞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官员楷模,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清正廉洁,敢于与腐败势力斗争。特别是海瑞,为了让皇帝不要相信方士骗术,规劝皇帝上朝理政,结果被下诏狱,几乎被处死。

现代县委书记的楷模焦裕禄在1962年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时,身患肝癌,带病工作,被誉为“共和国的脊梁”。理想道德具有激励人向善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不但不能降低高尚道德的宣传,还要加强高尚道德教育,激励社会向这些道德楷模学习。

底线道德应当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正是因为底线道德是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违反它就等于侵犯他人利益,因此往往表达为一种禁止性规定。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就是一种底线公共道德,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会扰民,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最近一段时间公众对于大妈跳广场舞的高音扰民问题反应强烈,因为这侵犯了公共道德的底线。你可以不成为“圣人”“雷锋”,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一种调节与他人交往的规范。

高尚道德与底线道德虽然有模糊地带,但在评价社会问题时不能混淆。如果将高尚道德变成了底线道德,实际上是加重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大部分情况下都做不到,这些道德规则很可能变成“假大空”的道德规则,从整体上损害道德规则的尊严。同样,如果将底线道德拔为高尚道德,实际上是减轻了对人们的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果道德楷模的行为大家都能轻易做到的话,那就失去了道德激励的意义。

就说身无分文的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该不该给他看病的问题,需要分析高尚道德和底线道德的要求,高尚道德的要求是帮助他人,无论他人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益处,底线道德的要求是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按照高尚道德的要求,医生应当积极救助病人,也就是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救死扶伤本身就是义务,而不是说有多少钱就看多少钱的病;

按照底线道德的标准,医生可以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选择不救助病人,原因是他至少没有去主动侵犯病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底线道德,那毫无疑问医生是应当去救助的;如果我们把救死扶伤定义为高尚道德,那么医生救助病人是一种道德楷模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道德规则中,道德是属于高尚道德,还是属于底线道德,那要看社会如何定位这个道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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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百寅 单许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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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及贯通当下主要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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