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兆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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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 2、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全文解释
• 3、银行祭出“限额管理” 涉房信贷持续收紧
• 4、杨毅团队都有谁
• 5、振奋！报告称人民币已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超过日元、英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要正确地认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三位一体的关系。

“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基本底线，要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深层次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应该三者并行并重，才能构筑一个结构稳定的‘铁三角’，来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王兆星说，因此，要把主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科学防范，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防范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着力构筑金融安全防线。

此外，王兆星表示，作为银行业监管机构，银监会将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来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如有效防范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包括过剩行业、房地产、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风险。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全文解释

么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内容具体指什么?为何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下面一起来探索吧!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一降一补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专家详解"十三五"三去一降一补是重点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了讲话。《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针对“十三五”期间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会专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是重点,而为了推动结构性调整,实施相应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财税改革方面,将主要进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等。

路线用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

多位专家认为,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推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则给出了未来政策的具体方向。他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们将努力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性调整。”徐绍史表示,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同时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与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着力的调结构、补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动能。

在简政放权方面,徐绍史表示,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最大限度地缩减政府审批的范围,更好地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徐绍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分别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以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为重点。徐绍史透露,将采取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装备出口等方式,拓展多边、双边的产能合作机制。政府将与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辟第三方市场。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升级推进金融改革减少企业杠杆依赖

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未来五到十年间,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给侧。在中国尤其需要创建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因此,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

针对“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给出了具体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空间,除了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经济中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比例占GDP的比重过高,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的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谈及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应该说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但还有包括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健全传导机制等问题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也还需要一个磨合完善的过程。

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也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应该是发展一个有效的利率市场,而发展一个完善的利率市场需要解决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设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标,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购利率;二是发展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三是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指导中长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贷风险定价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与会专家指出,还需要关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周小川也特别强调了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初级的混业综合经营阶段,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传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时一些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非法社会融资活动引发的风险也可能会传染到银行体系。但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于尔根·费琛认为,随着更多混业金融产品的问世,当前按照行业划分的监管框架产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间。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升级,尤其需要在当前框架下加强跨机构的合作。

减负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税负减负问题,记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而这一进程依靠的便是财税体制改革。在“十三五”过程中,财税改革无疑也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介绍说,该轮改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以营改增为例,楼继伟表示,今年5月1日开始要完成全面推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也就是把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类服务业全部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此基础上,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的法案,同时并废止营业税。”

此外,对于个税的改革,楼继伟表示,个税改革方案需报国务院批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法律议案,同时还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这些程序必须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国实行的累进税制极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还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中国已经制定了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会考虑必要的基本扣除、抚养扣除、赡养扣除、生计扣除等,改变现阶段只对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的做法。

此外,楼继伟还指出,“挂钩事项”存在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资金闲置,其原因是挂钩的事项和当地并不切合实际。他说,所谓挂钩事项是指“重点支出是和财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规模挂钩的相关事项”。

他指出,挂钩事项与总需求管理的灵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预算法》新的规定绩效原则是相悖,和基层现实情况相悖,不利于节约资金,支出有效性难以提高,资金明显碎片化。

“通过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再设计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是中央和地方财税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楼继伟表示,这样一来,我国财政将更加符合实际,我们财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说反周期调节的余地更大了。

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即经济运行去杠杆、工业去产能、楼市去库存、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补供给侧和人力资源短板。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将经历艰难转型，国际社会将关注中国政府的宏大规划和增长承诺，并审慎地重新评估中国经济。

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也许在，中国可能逐渐面临职业难求、薪酬难涨的持续压力。

为什么在2011~这五年间，经济下行没有带来失业压力?我们可以粗略观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

目前每年新增求职劳动力约2000万人，以下渠道吸纳了就业压力：

一是离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更替。目前城镇职工数接近4亿人，如果没有明显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则每年可提供不低于1000万的就业岗位;

二是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滑。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8个百分点的速率下滑，其成因复杂，但很可能每年有约500万以上的50~60岁的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三是大中专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缺乏可靠数据，其中部分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但这一群体的失业压力未被包括在失业率之内;

四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从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强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深化改革，使得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群体性地暴露。

观察过去五年，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是高校毕业生和上点年纪的中年人;受欢迎的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民工。

但不同于过去五年，失业潮和降薪潮可能逐渐拉开序幕。为什么这么说?

一是对严重过剩产能的定向爆破，将带来可以预料的失业压力，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超过千万，它给地方政府和社保体系带来压力。不仅如此，制造业吸纳的就业可能持续弱化，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工业经历了持续扩张，其吸纳的劳动力也在上升，但从开始，工业投资和增加值持续低迷，显示后续工业将释放而不是吸纳失业压力。以往每年数千万计的退休-募新更替潮将持续退潮。在元旦过后，工人春节返乡的节奏较之往年提前了1~2周，显露了制造业释放失业压力的先兆。

二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趋难。以往楼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东南沿海的上述行业已开始出现增长乏力迹象，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家政、商贸等领域的就业起薪开始不升反降，服务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其积蓄容量增长迟缓。

三是中国农产品价格承受的下行压力将释放。这既是国内粮食供求失衡和收储政策面临的困境，也是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拉大带来的压力。总体上粮食价格的下行会缩减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粮大户的收入。叠加打工和务农收入均承压的影响，农村消费增速也会受限。而以往3~4年，县域及以下消费一度是中国消费增长的亮点。

四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压力不减。这种摩擦性失业，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集中在大都市办公室白领，愿意进入私营实体企业做技术蓝领者太少所致。而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早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和求职意愿，带来了隐形失业压力，家庭被迫吸纳这种失业压力。

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人们误以为即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无碍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造成增长和失业脱钩的关键因素，在于稳增长掩盖了缺乏重大进展的结构转型。从开始，增长滑坡带来的失业压力将显性化，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能去化行业的职工，二是务农为主的农民工，三是高校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求职困难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调整，它也将冲击中国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长引擎，即消费。

如何应对可能降临的失业潮和降薪潮?

一是社会安全网要奏效，尤其应有应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和种粮大户的安抚预案;二是在推进结构转型进程中，更多地将公共资源注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关注人本身，将大量公共资源消耗在换取经济增速的稳定上;三是适当调整高等教育的精英倾向，正视其已进入大众教育的现实，避免坐而论道式的高等教育和求职谋生之间的鸿沟;四是将社会保障体系建在和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可持续的水平上，避免政府过多包揽 ;

银行祭出“限额管理” 涉房信贷持续收紧

（记者 李叶）屋漏偏逢连夜雨。冷冽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在前，开发贷收紧的萧瑟寒意紧随其后。

近日，多位银行人士透露，第4季度房地产开发贷呈收紧趋势，多家银行明确“限额管理”“好中选优”等原则。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坦言，“对开发贷确实有要求限额管理，接到的要求是涉房贷款占比不超过50%。我们分行目前是52%，要在年内调整到50%以下。”

此前的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央行根据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和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目标，逐步实施房地产及贷款集中度、注明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等宏观审慎政策工程。

“这些政策工具的文件，我们已经制定完毕，会寻找合适的时间窗口逐步实施，进一步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潘功胜强调。

话音刚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已经传导落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娄飞鹏指出，虽有疫情影响，但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居民杠杆率提高、中长期贷款规模较大、部分城市房价调控压力不小，这些都是让银行收紧涉房贷款的原因。

IP GLOBAL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则认为，收紧开发贷是从供给端来调控楼市，收紧个人房贷是从需求端来调控楼市。也就是说，金融监管部门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对楼市进行调控，这样可以让调控力度取得较好的平衡。

开发贷持续收紧

实际上，房地产开发贷的收紧早就有迹可寻。

在去年2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谈到下一步银保监会关注的风险领域时提出，“继续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继续实行审慎的贷款标准，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带有投机性的开发和个人贷款，要防止房地产金融风险出现大的问题。”

此后，不少银行开展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大检查。

今年年初，恒生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在业绩沟通会上表示，该行去年对房地产贷款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并制订了房地产贷款的压降计划，截至2019年年末，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有明显的下降，2020年将有进一步压降的空间。

某股份行北京分行人士也表示，近一两年来，该行一直在压降开发贷规模，开发贷在贷款中的占比越来越小。

据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第2季度全国房地产贷款报告》显示，今年第2季度，全国房企竞争开发贷款800亿元，环比减少88%，同比减少58%。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介绍，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

第4季度以来，房地产行业的银根进一步收紧。9月28日，有消息称，数家大行收到通知，监管机构近期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压降、控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房地产贷款规模，多家大行新增涉房贷款占比降至30%以下。及至10月28日，银行再度传出收紧开发贷的消息。

“收紧开发贷，从供给端来对楼市进行调控十分必要。”在柏文喜看来，为对抗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疫情影响以及进行逆周期调节，相对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较大的流动性，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加大推动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局部抬头和过热，不仅推高内循环模式下的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成本，也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和行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分析，银行涉房贷款规模占比设置上限，是从金融端降低地产行业负债的举措，与地产企业端“三道红线”降负债形成互补。在此政策下，预计未来银行体系对于购房者贷款资格审查、贷款额度把控及贷款周期均将更加严格，放款周期将继续延长。

他认为，在规模限制下银行涉房贷款额度将主要向首套刚需及合理家庭自住购房需求倾斜。

个人房贷分化

2019年国有六大行对个人住房贷款的信贷投放也出现降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六大行新增贷款6.4万亿。其中，个人贷款新增3.27万亿，占新增贷款的51.1%，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新增贷款39.5%。

在2018年，六大行新增贷款及垫款共计5.13万亿元。个人贷款新增3.12万亿，占新增贷款60.77%，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据了新增贷款的49.39%。

在看懂研究院专家陈涛看来，前3季度信贷投放较多，监管部门保持流动性稳定的意图比较明显。目前经济不断恢复，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较高热度，吸收较多信贷资源，特别是房地产信贷增速虽然不断走低，但仍高于平均水平，不是监管部门所乐见的。在此背景下，引导银行提前在房地产信贷边际收紧便是大趋势。

他认为，房地产信贷边际收紧，必然带来房贷利率上涨。

按照一二线城市的划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也出现了分化。

10月20日上午，央行公布了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至此，LPR已连续6个月未变，大家期盼已久的房贷利率下降落空。同时，多个城市传出房贷额度紧张，房贷利率上涨，甚至是部分银行停贷的消息。

对此，记者致电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地区分（支）行网点贷款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没有收到调整个人贷款利率的通知。房贷利率基本是按照首套在LPR基础上上浮55个基点执行，按照5年期以上LPR为4.65%来计算，实际首套房贷利率为5.2%。”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41个重点城市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贷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10月（数据监测期为2020年9月20日-2020年10月18日）按照一二线城市划分，北、上、深三地继续维持上期房贷利率水平。

41个城市中，已有13个城市利率水平出现环比上涨，占全部监测城市数量的31.7%，另有14个城市利率环比下降，14个城市保持不变。上升的城市中，惠州、太原、长春、成都、长沙5地的环比涨幅都超过5个基点。其中长春地区继上月环降17个基点后，本月又回调7个基点；成都地区则持续三连涨，本月涨幅为7个基点，累计涨幅为18个基点。

也就是说，北、上、深等一线城市目前房贷利率处于暂时稳定状态，房贷收紧趋势目前主要出现在二、三线城市。

对此，有不愿具名的银行人士透露，由于监管规定并没有深入到每家银行各个区域的房贷总量统筹，不排除有些银行会将额度在地区之间流转，以实现全行总体达到限定的比例。“比如一线城市房贷业务赚钱更多，那就收紧二、三线城市等赚钱较少地区的额度，腾挪到一线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二、三线城市不仅房贷利率较高，还上调了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比例。

9月7日，沈阳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至50%，首付款须一次性支付，禁止分期支付和“首付贷”；9月23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提出二套商品房首付比例不低于40%；9月28日，唐山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将二套房首付比升至50%；9月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银川市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

对此，柏文喜表示，收紧房贷是从需求端来对楼市进行调控。“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对信贷政策收紧，可以让今年以来开始骚动的楼市尽快恢复平稳状态和进入理性运行轨道。”

杨毅团队都有谁

杨毅收入主要部分，实际上还是充当CBA联赛外援的经纪人，目前他旗下最大牌的球星，就要属北控男篮主教练马布里。

当然了，回归主题，他的团队有杨毅、王猛、柯凡、王兆星、么海.这么几位，可能我还没说完全。

苏群和杨毅关系很好,当年他们都是随姚明到火箭队的记者,现在都功成名就当解说了。 苏群,1968年8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现任《篮球先锋报》总编辑,采访过多届NBA总决赛和全明星赛以及奥运会等大型比赛,著名篮球评论员,摄影爱好者。

振奋！报告称人民币已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超过日元、英镑

7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1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4日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5.02，同比大幅增长54.20%，创下 历史 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2020年四个季度，RII分别为4.10、5.19、5.14、5.02，呈现出大幅攀升、高位震荡特点。

同一时期，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变动情况为，美元从49.52到51.27，欧元从29.84到26.17，日元从3.34到4.91，英镑从4.00到4.15。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在2020年上半年超过日元和英镑，并连续三个季度在主要国际货币排名中位列第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表示，要看清楚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国际使用，我们需要转换角度，那就是着眼于大国货币视角。大国货币有些基本的条件，币制统一、币值稳定、币制独立、国际使用或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一个条件，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从理论逻辑看，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似乎要步英镑和美元后尘，需要照样学样。但若着眼 历史 逻辑，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必然走自己的路。

RII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报告指出，RII大幅增长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职能继续巩固：2020年，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6.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09%，占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8.44%；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91%，较上年提高了18.40%。

第二，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显著增强：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之际，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达到3.81万亿元，同比增长37.05%，创下近五年内最快增速；2020年底，由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共同决定的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到9.89%，同比增长84.23%，成为RII攀升的主要动力。

第三，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进一步显现：目前已有70多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资产份额达到2.25%，同比增长14.80%；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相对份额为10.83%，较上一年度小幅回升，与初始权重基本持平。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挑战

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更加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美元、欧元的激烈竞争。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经济下行压力越大，国际金融市场越恐慌，作为主要避险货币，美元的网络外部性就越强。美元指数时隔4年后再次攀升至103高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欧元也在抓住机遇巩固自身的货币地位。欧盟退出数字链，加快数字欧元建设，旨在未来5年内提升欧元国际化程度。

二是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守住风险底线。国际货币对自由使用有很高的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侧重于跨境贸易结算，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相对较低。虽然货币国际化并不必然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为前提，但是目前金融交易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有必要解决利弊取舍、项目匹配、政策协调的问题，加速开放金融市场、进一步减少资本项目管制。立足“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发展格局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目标，亟需探讨与之相匹配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次序、风险和路线，重新评估金融管理框架，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建立常态化管理体系与应急处置机制。

三是人民币流入流出以及投资融资功能失衡。2020年，在疫情海外蔓延叠加全球货币“大放水”的情形下，巨额外资单向流入我国，大量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此类资金流动具有短期性、波动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出现外部环境恶化，或是遭遇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特殊时点，大规模集中性资本外逃必然会冲击人民币汇率、危害经济金融稳定、打击人民币国际化信心。

与人民币资产备受国际投资青睐以及全球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形成鲜明对比，人民币在国际融资领域遇阻。根据BIS统计，2020年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余额较2015年高位萎缩了约30%。人民币资金流向以及功能上的非平衡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不利。

报告提出，要站在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价值。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十四五期间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应高度重视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零售端和个人支付，提升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发挥数字技术、数字货币的弯道超车功能，促进服务贸易领域人民币跨境使用。应深入挖掘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功能的现实可行性，继续优化和完善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制度、简化境外机构入市流程、整合入市渠道，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扩大熊猫债券发行规模。要打破部门利益，鼓励央企、国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带头使用人民币，尽快解决阻碍企业使用人民币的制度和政策障碍。

畅通双循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货币国际化”这一主题，从世界与中国、 历史 与现实、机遇与挑战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双循环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重要问题。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依托国内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IMI副所长王芳指出，面对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紧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同比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稳定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理论分析和 历史 经验表明，高水平的经济内、外双循环才能支撑起主权信用货币的高水平国际使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创造重大 历史 机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增强人民币硬实力与软实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瞄准问题，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首先，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选准生产端和市场端突破口，抓住提升供给创造需求能力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两个关键问题，释放国内大市场的潜力与魅力，保障人民币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

其次，畅通国际大循环要以立足中国本土的高水平开放为突破，保障人民币供给充裕和使用便利。通过多种形式贸易创新重塑中资企业和机构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高话语权。

最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基于制度规则和市场使用加速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效应。

中国资本市场再往前看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张杰表示，中国既往40多年的政策中，实际上资本市场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它的宏观责任，就是给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高增长提供金融支持。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的资本市场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从金融角度看，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往具有中国特色，再往前看必然也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指出，双循环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型，这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战略目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而做出的重要决策。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金融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实际上面临着重要的问题。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金融的结构性变革，从而推动中国产业转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围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生态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金融的变革主要是通过构造新的金融业态来完成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的产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着眼于未来，建立现代金融理念。围绕资本市场发展，形成新金融业态和新资本业态。要深刻理解这种新金融业态主要是着眼于未来，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金融业态。它看起来有点脱实向虚，但是它和未来的“实”是有紧密的联系，这个未来的“实”代表新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注册制改革。其一，注册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让 科技 型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本市场如何服务于这些企业，是中国资本市场面前的重要任务。其二，注册制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注册制改革对中国产业转型，解决“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要认真总结注册制实施两年来的经验和问题。最近一年多来，中国上市公司结构的变化，包括投资理念的变化、估值的变化，都说明注册制改革的主流是正确的。

巴塞尔监管规则并不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本次论坛上表示，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规则惯例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金融业推进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研究和参照的规则。

王兆星表示，巴塞尔监管规则并不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金融业态和金融风险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并不是完全照搬全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实施金融监管规则，有遵循、有创新、有发展，有些领域更严格，有些领域更灵活，注重补齐监管体系的弱项短板。在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二，巴塞尔监管规则在我国的实施及变化。巴塞尔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不是法定统一标准，是参照标准，应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来借鉴、实施相关规则。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结合实际，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风险权重、拨备等进行了调整优化，并结合国情实施高风险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发展绿色金融、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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