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杭州辩护（杭州本地刑事辩护案例）

今天给各位分享杭州本地刑事辩护案例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为杭州辩护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杭州中院通报保姆纵火案：被告人莫焕晶接受法援中心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这件事，你怎么看？
• 2、杭州刑事律师成功案例？
• 3、北京上海等八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情形如何？

杭州中院通报保姆纵火案：被告人莫焕晶接受法援中心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这件事，你怎么看？

杭州保姆纵火案辩护权之争再掀波澜。杭州中院今日发布通报称，当事保姆莫焕晶愿意接受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两名法律援助律师继续担任其辩护人，放弃其父为其委托的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兵教授担任其辩护人。杭州中院原本要为这场争议划上句点，熟料通报却引发了关于律师辩护权的更大讨论。

形式上看，莫焕晶有权决定委托何人为自己辩护。既然莫焕晶自己拒绝了何兵担任辩护人，那么杭州中院必须要尊重莫焕晶本人的意志和选择。也即，拒绝何兵辩护的并非杭州中院，而是莫焕晶自己。不过，宁愿选择政府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也要拒绝全国知名的律师免费为自己提供辩护，并不符合多数人的经验常识。

选择，只有在充分知情和意志自由的前提之下才有意义。如果莫焕晶对政府指定的两名律师以及父亲为她委托的何兵律师都缺乏基本的了解，那么对于莫焕晶而言，呈现在她面前的仅只是几个陌生的名字。此时的选择，不过徒具形式，并无实质意义。杭州中院在此前的通报中曾公开承诺，会依法充分保障莫焕晶获得辩护的权利。但这种保障，不应当仅仅是确保莫焕晶有律师辩护，而是应当确保莫焕晶可以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很显然，杭州中院并未做到这一点。2017年12月21日，莫焕晶辩护人党琳山在法庭审理时未经许可自行退庭，被杭州中院视为拒绝继续为莫焕晶辩护。2017年12月27日，莫焕晶甫一提出不再另行委托辩护人，杭州中院立即就启动了指定辩护程序。仅仅两天之后，两名指派律师就前往杭州市看守所会见了莫焕晶，并且取得了莫焕晶同意。扣除与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对接时间和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选任律师的时间，杭州中院处理指定辩护的时间不到两天，效率不可谓不高。此后，当何兵拿着莫焕晶父亲的委托材料去看守所会见时不出意外地被“依法拒绝”。也就是说，莫焕晶是在没有见到何兵律师，是在对于何兵律师的案情分析和辩护思路毫无知悉的情况下就拒绝其担任辩护人的。

国家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有初衷的。我国刑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辩护”。可见，国家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弥补当事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空白，更好的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只有在莫焕晶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法院才能指定辩护。现在莫焕晶父亲重新委托了辩护律师，但辩护权却被官方指定的律师挤占，这未免本末倒置。如果说莫焕晶父亲委托的律师最终仍需莫焕晶本人确认和同意，那么杭州中院和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就更应当为何兵会见莫焕晶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可以暂时撤回对其中一名法律援助律师的指派，空出一个辩护名额。

杭州中院既然从程序上限制何兵会见，那么只能自行去看守所征询莫焕晶意见。涉案法官在会见莫焕晶时如何介绍何兵律师？如何介绍两名援助律师？是否会对莫焕晶施加某种影响？这些问题，外界都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院不应以任何形式介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的选择。

律师是一个高度技术含量的职业。不同的律师，在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方面相差悬殊。同样的案件，不同的律师辩护，效果可能不同。不可否认，法律援助律师当中也有很多敬业、负责的好律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法律援助律师受制于官方指派，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时候容易受到公权机关的掣肘和影响。加之，选任和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过程不透明，当事人只能被动接受，因此从辩护效果的角度讲，法律援助律师往往不如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律师。

当前，国家正在推行刑事辩护全覆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每个刑事案件庭审时都有律师在场，而是为了让每一名被告人的权利在每一次刑事庭审中都能真正得到保护。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庭审将会提供怎么样的示范？相信各界都会继续关注。

杭州刑事律师成功案例？

杭州的刑事团队，四乔律师团队代理商事案件千余起、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几十起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经济犯罪的辩护中成功无罪辩护以及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成功率高，无罪辩护率高，具有为集团犯罪、共同犯罪做无罪、罪轻辩护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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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等八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情形如何？

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北京、上海、浙江、河南4地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到，试点单位立足本地实际，在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明显增加，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大幅提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刑事法律援助案大幅增长

“聂某系被纠集参加犯罪，仅起到望风作用且未分到赃款，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

11月13日，被告人聂某破坏电力设备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面对公诉人有期徒刑3年至4年的量刑建议，法律援助律师据理力争并提出3条辩护意见。最终，龙湾区法院采纳了律师意见，对聂某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聂某得到律师辩护服务，受益于温州市试点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

据了解，浙江省选择杭州、宁波、温州3市作为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试点地区。11月至今，3市共受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1887件，其中属于试点要求的扩大刑事辩护范围案件605件，提供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案件法律帮助116人次。

2016年之前，河南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足30%。2016年，河南省司法厅在全省选取31个县(市、区)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法出台后，河南再增加7个省辖市全辖区作为试点。目前，试点地区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率平均达65%，滑县、方城县辩护率达100%。

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巡视员周济生介绍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增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案件。今年1月至11月，河南省共受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3.3万件，较去年同期增加39%。从2011年至今的6年间，河南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年办理量增幅343%，年均增幅高达57%。

与浙江、河南选择试点市县不同，北京、上海两地没有指定先行试点单位，而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今年以来，上海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91万件，同比增长112.24%。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巡视员刘建华说，上海市司法局切实加强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协调，联合印发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将试点纳入2018年法律援助工作重点和考核指标，确保取得成效。

提供便利保障律师辩护权

据了解，为保障律师辩护权，各地均要求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向援助律师提供庭前阅卷的便利条件，对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意见未予采纳的，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马献钊说，河南法院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提供便利，允许多次阅卷，对法律援助律师复制必要的案卷材料免收费用;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道，与出庭履行职责的检察人员同等对待。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说，上海各级法院大力推进全覆盖试点工作，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提升援助律师工作便利。如涵盖庭前、庭中、庭后的衔接机制，网上排期、网上阅卷等司法公开机制，援助案件的专项统计、分析、反馈机制等，以确保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和审判质量。

浙江省司法厅副巡视员、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伟强举例说，杭州市临安区办理的一起诈骗案共涉及120名被告人，根据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要求，临安区人民法院通知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由于涉案人数较多，临安本地指派70名律师参与辩护，另50名由市法律援助中心统筹调配，保障了律师资源的有效供给。浙江试点地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资源库，由市法律援助中心和律师协会统筹调配律师资源，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供保障。

据了解，上海各级法院搭建了委托转交的工作机制，对于被羁押或自行申请援助确有困难的被告人，采取由法院代为转交的一站式援助申请模式。在收到被告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24小时内，先通过传真或者电话的方式告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然后再以书面形式代为转交其申请，实现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及时、无缝对接。

在经费保障方面，浙江、河南均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经费保障体系，确保满足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需要。

此外，浙江筹建浙江省法律援助基金会，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资金以外的经费支持。河南积极探索与地方财政部门分担法律援助费用的具体实现方法，对涉黑、涉恐、涉毒犯罪和金融类犯罪及职务犯罪实行法律援助费用分担，探索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新路径。

加强监管确保“量质”双升

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只是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

陈伟强告诉记者，浙江司法厅要求把好法律援助指派关。根据案情难易程度、律师的专业特长和执业年限，结合受援人意愿等因素，指派相应专业、相应资质的律师承办。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徐建伟说，温州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律协出台意见，明确入库律师资格，只有符合刑辩业务精湛、热心法律援助工作且未因执业受到纪律处分或违法执业被查处，取得律师执业证书10年以上并从事刑事辩护5年以上，执业期间办理刑事案件40件以上，近3年每年办理10件以上等条件的律师，由市司法局审定后才能列入援助律师人才库。

此外，入库律师必须签订履职保证书，保证依法履行职责办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接受指派后办理的刑事案件，均应接受市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案件质量年度考核。对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指派，没有依法履行会见、阅卷、出庭等情形的律师，经核查属实予以除名。

河南司法厅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案件质量监管，加强旁听、回访、征询意见工作，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采取前置性的风险控制措施，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上海部分法院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如浦东区人民法院建立案件审理结束的“一案一评”监督机制，即对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中援助律师的工作态度、业务水平、履职情况等做综合评价，及时将上述信息反馈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保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防止走过场、流于形式。

“既要看辩护率的高低，也要看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否实现法律援助的初衷。因此，我们提出，及时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也要加强质量监控，确保法律援助取得预期效果。”刘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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